“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轼首次出川赴京，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，十九岁的苏辙，自偏僻的西蜀地区，沿江东下，进京应试。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，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。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，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，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。策论的题目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苏轼写道：皋陶为土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欧、梅二公既叹赏其文，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。及苏轼谒谢，即以此问轼，苏轼答道：何必知道出处！欧阳修听后，不禁对苏轼的豪迈、敢于创新极为欣赏，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：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翌年，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，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，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，为了避嫌，使他只得第二。”秦伟东不徐不疾，缓缓说道。

“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，苏轼一时声名大噪。他每有新作，立刻就会传遍京师。当父子名动京师、正要大展身手时，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。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。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，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苏轼应中制科考试，即通常所谓的“三年京察”，入第三等，为百年第一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。治平二年，苏洵病逝，苏轼、苏辙兄弟扶柩还乡，守孝三年。三年之后，苏轼还朝，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。苏轼的许多师友，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，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，被迫离京。朝野旧雨凋零，苏轼眼中所见，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。”刘欣田笑道。看来，刘欣田的文史知识很是丰富。

“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。王安石很愤怒，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。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：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被派往杭州任通判、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（山东诸城）任知州、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四月至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三月在徐州任知州、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。革新除弊，因法便民，颇有政绩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四十三岁，调任湖州知州。上任后，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《湖州谢表》，这本是例行公事，但苏轼是诗人，笔端常带感情，即使官样文章，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，说自己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，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，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，说他是愚弄朝，妄自尊大，说他衔怨怀怒，指斥乘舆，包藏祸心，讽刺政府，莽撞无礼，对皇帝不忠，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。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，一时间，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。这年七月二十八日，苏轼上任才三个月，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，解往京师，受牵连者达数十人。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（乌台，即御史台，因其上植柏树，终年栖息乌鸦，故称乌台）。”秦伟东道。

刘欣田越发高兴了。一个出色的领导秘书，综合能力全面是基础，文笔好也只是基本条件之一。

而领导秘书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？就是忠诚。

忠诚是指对一个人、一种理想、一种习俗、一个事业、国家、政府等的忠实状态或程度，因此忠诚有三层涵义，即对个人的忠诚、对信念或信仰的忠诚和对组织的忠诚。

刘欣田出苏东坡考题，实际上就是考量秦伟东对事业、对习俗的忠诚程度。

一个人如果对事业、对习俗都不忠诚，那这个人的品质绝不会好到哪里去。事业上的成就也会极其有限。

并且刘欣田与秦伟东谈的是苏东坡的一生主要经历，而不是苏东坡的文章。在交谈中还具体到年份，这可比谈论苏东坡的文章远为困难。

从与秦伟东谈苏东坡一生的主要经历，可以看出秦伟东是不是“忠诚”。

而秦伟东之所以说自己喜欢苏东坡的文章，主要是他曾在《江南日报》上看到省委副书记刘欣田发表了两篇关于苏东坡的文章。

两人聊苏东坡的文章，就有共同的语言，可以很快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如果乱说一个文章大家，两人的谈话可不一定会愉快。